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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互联网普及以来，人们常在基于数码技术的“新”媒体和之前的“老”媒体之间作出区分。但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老媒体其实是历史上的非正常现象。它起源于1833年纽约《太阳报》的创立，该报采用了创新性的大众媒体模式，招揽大批读者，再把他们转卖给广告商。
然而，回顾1833年前那几世纪（可以称其为“真正老的”媒体时代），能够正常的看到，那时基于社交关系网中人对人传递信息的媒体环境同今天有许多相似之处。21世纪的互联网在很多方面与17世纪的小册子或18世纪的咖啡馆相似，和19世纪的报纸或20世纪的电台和电视却大相径庭。
简言之，新媒体和老媒体很不一样，但和“真正老的”媒体相差无几。中间来的老媒体时代只是暂时现象，并非正常情形。媒体经过了这段短暂的间隔（可称为大众媒体插曲）后，正在回归类似于工业革命之前的形式。
诚然，社会化媒体现代的（数码）形式和它古老的（模拟）形式并非一模一样，两者间有几处重要的分别。如同纽约大学教授、作家兼互联网学者克雷·夏尔基（Clay Shirky）指出的那样，在互联网发表可即时传出，到达全世界，永久保留，并可以搜索，这是像莎草纸卷、诗歌和小册子这类早期社会化媒体的形式做不到的。但社会化媒体的历史形式与现代形式在基础的社会机制方面、在激起的反应方面，以及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方面，还是有足够的共同之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评估今天的社会化媒体和关于它正在进行的辩论。
在关于社会化媒体的政治影响及其引发抗议和革命的作用的辩论中，历史显然是最有用的借鉴。
一段时间以来，这一直是人们激烈争论的问题，而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又使争论进一步加剧。争论的一方是像夏尔基这样的人，他们强调积极分子和革命运动对社会化媒体的应用；突尼斯和埃及当然是最突出的例子，但在另外的地方也有发生。另一方包括作家马尔克姆·格莱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和叶甫盖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他们对网上对某个事业的支持一定会转为实际行动表示怀疑。怀疑论者说，事实上，在网上支持某个事业反而更不会使人采取实际行动，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已经出过力了［莫洛佐夫称其为“懒散行动主义”（slacktivism）］。
历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册子、信件和地方报纸这样的社会化媒体在宗教改革、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但几百年后回头看去，同样清楚的是，社会化媒体的基本功能是发表并同化公共舆论。上述的例子中，民众沸腾的积怨都意味着变革迟早要发生，社会化媒体不过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换言之，把革命完全归功于社会化媒体是错误的，但对社会化媒体的作用完全忽略不计也不正确。
阿拉伯之春和宗教改革有一点共性对我们的思考起到一定的帮助，那就是发动革命就像点火。在谷歌工作的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原来在美国国务院任职，他把社会化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比作加速火势蔓延的“助燃剂”。
1572年的一份带插图的手稿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里面描绘了欧洲宗教不满的火药桶是如何点燃的。插图中约翰·威克利夫手拿火柴，约翰·胡斯举着蜡烛，马丁·路德则高擎熊熊的火炬。无论在16世纪还是在21世纪，新形式的社会化媒体都不是点火者，但在这两种情形中，星星之火都是借它之力而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增加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和机会，特别是使更多人享受社会化媒体提供的开放的发表环境，这本身是否必然会促进自由和民主？2011年埃及革命后，瓦埃勒·古奈姆对这个观点表达得最清楚。他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说：“我一直这么说，如果你想解放社会……如果你想实现自由的社会，给他们互联网就行了。”当问他哪个国家会继突尼斯和埃及之后推翻政府的时候，古奈姆答道：“去问互联网吧。”
这使人想到18世纪90年代孔多塞提出的乌托邦式的建议，说：“报刊……使人民的教育摆脱了所有政治和宗教的囿限。”更大的当然会使强势政府的日子更不好过，但孔多塞的时代发生的事情表明，出版自由也使政府更易于监督公共舆论，监视异见人士。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情形显示，在缺乏法制的环境中，自由报刊可以为民粹主义者所用，导致暴民统治。
他指出，强势政府可以借几种方式对社会化媒体加以利用。具体来说，社会化媒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政府进行宣传，并使政府更容易找出反对分子之间的联系，因此成为政府手中新的监督工具。比如，在莫洛佐夫的出生地白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使用LiveJournal博客平台来协调行动，但“社会化媒体创造了一个挫败革命的数码环形监狱：它的网络传输着公众的恐惧，国家当局早已渗透进来，并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他的结论是：“表达不同政见的新数码空间也带来了追踪不同政见者的新方法……（政府）只要进入一个积极分子的邮箱，他的所有联系人就都落入网中。”